垄断经营部门一向是多了砍，少了赶

地王迭出，房价连涨，房地产泡沫又来了。但是，无论代价多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尽快打破房地产依赖症都绝对必要。

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让房地产业恢复其常态。但显然，过去一年间房地产业的泡沫式增长，不过是过去十余年来常规经济增长模式的再现。12月1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用某专家的话说，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的直接命脉。这种增长模式高度依赖房地业，造成整个社会迅速房地产化：第一，治理结构迅速房地产化。

至于地方政府的政策花样就更多了。这既表现于吸引外部的实业投资，也表现于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当经济因资产泡沫、地方政府大量投资、和全球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而继续快速增长时，政府加紧了调控措施。

此外，地方政府不计其数的投资项目被叫停，放缓净出口增长的措施——包括人民币20％的升值和出口退税大幅缩减——也将年出口增长率从约30％降低到2007年后期较为合理的17％。中国的GDP预计在2009年同比增长了8.7％——再一次是世界各国最高的增长率——第四季的增长率达到10.7％，而2008年的第四季增长率只有8.7％。此外，在全球危机爆发时，中国的经济状况良好。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相当于2009年GDP的3％，这带来了3％的GDP增长，而2008年的赤字几乎是零。

但中国如此的危机处理方式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不能解释其他采取更加激进政策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取得同样快速复苏的效果，还有中国政府为什么似乎有更多的空间来筹划政策。实际上，当国家经济增幅持续超过9％时，决策者是必须保持谨慎的。

季度的增长率从2008年第四季的13％下降到2009年第三季的9％。过去30年偏向行政干预的一个好处是，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中国一直对经济过热保持警惕——也决心在必要时介入以冷却经济，不管聪明的市场参与者的抱怨。这给了决策者更多的自由来扩大支出应对危机。但对一个在发展初期的经济体，和那些具有年轻野兽精神的第一代公司而言，过度谨慎似乎比不这么做要来得好。

而且，在雷曼兄弟倒闭时，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也很低。房市的过热在2007年9月底被终止，防止了开始形成的全国性泡沫，股市泡沫也在10月被刺破。货币的增发虽然加大了将来出现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风险，但却帮助确保中国经济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没有急剧下滑。中国所谓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银行贷款在2009年增加了几乎34％，M2货币供应也增加了27％。

毋庸置疑，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过度也会延迟必要的市场导向改革。作者樊纲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但从中长期看，我们所要解决的还是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问题。未来应对后危机时代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新挑战，使我国经济实现均衡、可持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实现这次新的转型。

要素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正在从两头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强有力的倒逼作用。三是城镇人口增加将促进城镇建设和城镇公共设施与服务发展，从而带动投资需求持续扩大。一是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约为农民的3倍至5倍，城镇人口增加将带动消费需求成倍增长。四是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将使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具有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业者，并有机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使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游离出来，并与金融衍生品结合，形成巨大的虚拟资本，在全球到处套利，制造出庞大的资产泡沫。而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资源消耗量越来越大，2008年能源消费已达29.1亿吨标准煤;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进口量越来越大，已占国内需求量的50%以上。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主要依靠服务业带动，并且创造出比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高得多的国民收入，就是因为服务业特别是信息、研发、金融、物流、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发展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产业分工体系有重大作用，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和经济现代化水平。(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提高居民消费率和加快发展服务业，都同推进人口城镇化有密切关系。

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要素成本上升将是一个必然趋势。从整体上看，资源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重要资源短缺，人均土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5.9%，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5%，石油、天然气的人均水平更低得多。

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南北发展差距和全球贫富差距，使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城镇是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文明的载体，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都离不开城镇化。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首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的调节作用;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工资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相应增长;引导企业依靠改善管理、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实现利润和工资双增。

社会总供求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相应转变并为之提供了条件。但从总体上看，工业化是主动推进的，是主角;而城镇化则是被动适应的，是配角。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当务之急是在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信息服务、技术研发服务等重点领域，在研发设计能力、高端人才、服务标准国际化水平等薄弱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工业比重明显偏高，而城镇化率明显偏低，表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危机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弊端。未来应对后危机时代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新挑战，使我国经济实现均衡、可持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实现这次新的转型党的十七大根据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

2000年—2007年，这一比重从65.5%下降到57.5%，下降8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工业占GDP比重，高收入经济体为26%，中等收入经济体为32%，中国为48%。但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大多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较多的产品及生产环节。这是全球经济失衡并形成所谓亚洲生产、美欧消费模式的根本原因。

但另一方面，我国资源和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没有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变化，也没有包括资源开发和利用对环境损害的补偿成本。我国近两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采取非常措施扩大国内投资以弥补因出口大幅下滑产生的需求缺口，这是必要的、正确的。

国有企业储蓄应更多地用于增加全民福利，为此可以适当提高中央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比例。发展方式转变及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次深刻转型。

这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和过多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重要原因。我们只有适应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加快转变包括外贸增长方式在内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减少在纠正世界经济失衡过程中可能受到的损害。